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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宝日记

——一个消保主义者的生活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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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这是“消保主义者”王小宝的博客。“小宝”,是“消保”(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谐音。王小宝本科学习商品检验,后改修法学,获得法学博士,天府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小宝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疾恶如仇,主张依法维护消费者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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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江法研社活动第46期暨三人谈系列第三期简报[法学院]  

2010-10-30 11:00:32|  分类: 学术活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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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江法研社活动第46期暨三人谈系列第三期简报

 

    2010年10月21日晚上7点半,望江法研社第46期暨“三人谈”系列论坛第三期——“后《侵权责任法》时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在研究生院1-202教室举行,参与本期“三人谈”的嘉宾是: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刑庭庭长巫江法官,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申莉萍检察官和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竹老师。
    活动开始,王竹老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巫江法官和申莉萍检察官,对两位的到来表示感谢。并简要说明了一下此次讨论话题的提出过程及缘由。

    活动首先由王竹老师发言。王竹老师从法条中心主义的角度出发,对我国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进行了梳理,并从立法者原意和立法背景的角度分析了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这一问题民、刑司法解释先行后续、相互交*的情况及其解释间的潜在矛盾,以及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定性的改变缘由与影响。王老师认为:《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作了最基本规定;接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7号)第一条“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一规定表明最高法院刑庭对于刑事诉讼法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态度,也就否认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但是此规定并没有当时的民法学界引起太大的反响,因为在当时民法学界通说认为此规定虽否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直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但并未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之外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第九条“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但该司法解释并没有将法释[2000]47号纳入考量范围,认为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纳入到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范畴不会影响到刑事案件的受害人通过单独的民事诉讼来获取精神损害赔偿;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其产生表明最高院刑事审判庭的立法目的就是均不允许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即不允许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使社会舆论哗然,也是理论界受到巨大冲击,并导致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对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的重新定位;故而最高法院民庭为改变这一困境,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 20号)第十七条做出了使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的性质完全改变的规定,由原来的精神损害赔偿转变为物质损害赔偿,其目的就在于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作为物质损害赔偿一并提起,从而使被害人获得民事方面赔偿的更多保障;最后在去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其立法目的就在于确定刑事责任不影响精神损害赔偿,使之前矛盾的司法解释得到统一;紧接着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3号)也秉承这一目的更明确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均为物质损害赔偿,且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融入到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以保障受害人获得充分赔偿。
    接着申莉萍检察官作发言。申莉萍检察官主要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以及这些司法解释在实务中的应用情况来和大家做交流。首先,她指出王竹老师已详细的介绍了相关的法条和司法解释,但是她个人认为即便同学们不知道其他有关领域内的相关法条,也要知道“三个一”:
    “一个规定”,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7号)其中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一个批复”,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这个批复是针对云南省高院的案件提出的,它的内容大致有两个意思: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以及我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她个人认为这个批复很重要,在司法实践中,对这条批复的理解和适用存在很大的分歧。
    “一个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它的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接下来,申检察官主要将就“一个批复”的理解及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作交流。在实践中,对于此批复的前半条“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这个规定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后半条“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各法院理解不一样,其中,什么是“另行提起”呢?申莉萍检察官认为,“另行”有两种理解:第一,先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案审结后又提起单独提民事诉讼;第二,先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后单独提起了精神损害赔偿之诉。在司法实务当中,更多的是第一种情况,即先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案审结后又单独地在民事诉讼众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这种情况下,法院是不予受理的,她认为法院的这种做法是比较合理的,理由有两个:一事不再理,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二是自己责任原则,他们检察官、法官先告知当事人选择刑事附带民不赔精神损害赔偿。
    那么,在司法实践中有没有这种情况即被害人先没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后刑事案件审结后直接到民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实践中有受理的有不受理的,对此,申检察官认为是因为在实践中对对“另行”和“单独”的理解不一而造成的。这就是她想跟大家交流的第二个问题:如何理解“精神损害赔偿之诉”?她理解两个意思:广义上,不仅包括精神损害请求,还包括物质损害赔偿请求,即总括性的诉讼请求;狭义上,仅包含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在这里,申检察官给大家简要介绍了一个案件:2003年广东佛山市的一个基层法院判的一个强*案,被害人先前并没有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后来在民庭提出了民事诉讼,一审法院支持了被害人的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误工费、护理费在内的诉讼请求。被告人不服上诉到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该中院维持了原判决,它的理由是,批复中的“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是指单独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之诉,而总括性的诉讼请求不是批复里的“单独”,此案不适用此批复。它做了个符合公允原则和自己判决结果的解释。
    可设想一下:如果第二种理解可以成立,会出现2001年出台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肯定了精神损害赔偿,但2002年出台的 《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否定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即后面的批复否定了前解释:由于它们都是最高院的审委会通过的,具有同等的效力,后法优于前法。她认为,司法实践的理解是对此批复的一个误读。她认为:只要被害人没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就说明纠纷就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无论在刑事案件审结前或者审结后,被害人都可以在侵权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民事精神损害之诉。另外,她个人认为,即便没有《侵权责任法》的出台,也应当做如此解释,当然,《侵权责任法》出台奠定了深厚的立法基础。


    在王竹老师和申莉萍检察官发言之后,巫江法官也作了主讲发言。首先,巫江法官进行了一段极具亲和力的开场白,并总结了作为一名法律实务工作者的基本经验。他的演讲主要分为三大部分(1)勾画一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相关法律制度有关的法条以及在司法实务中的轮廓;(2)介绍了刑事诉讼附带民事案件在实际审判中式如何操作的;(3)主要阐述了《民法》和《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颁布后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所产生的影响并就此问题将会出台的一系列解释做一个个人的预测。
    然后,巫江法官就第一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阶段我国司法实务中有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受案范围狭窄和赔偿范围狭窄两大突出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搜案范围的解释》明确规定了受案范围仅限于受害人由犯罪活动所造成的人身损害中所形成的物质损失和犯罪行为造成的财产毁损两类。现存问题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就是刑法中已经就相关的赃物的追缴和退赔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二就是除了追缴意外的损失则可以进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之中。并就此举列盗窃案件中嫌疑人所取得的他人私人财产由法院追缴或财产灭失后由法院以其他形式判决退赔的例子。而以上两种措施都被归为了刑事惩罚措施之中,这就造成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狭窄。通常法官认为刑罚的目的往往包括惩罚和补偿两个方面,而惩罚由刑事判决来实现,这其中就蕴含了对受害人精神上的补偿。对于物质性方面的损失则由刑事附带民事责任的承担来实现。这正是与最高法院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判有关的司法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而就有关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属于受案范围的争议起源于1999年之后,至今司法机关大多仍热按照传统思路作出判决。
    而后,巫江法官针对申莉萍检察官提出的被害人既不能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也不能在审判结束后单独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实务困境做了总结。他认为,从多数案件审理的结果看,被害人往往会选择在刑事案件还未受理之前就先行提起对被告的精神损害赔偿。由于性质上的不同,审判案件的过程分属民庭和刑庭管辖,这就造成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判决可能先于刑事判决而生效。接着,巫江法官对民事审判过程中存在的赔偿执行困难的问题,谈了一下自己的感受。他认为,在当下司法工作中大力弘扬“创建和谐社会,积极进行司法大调解精神”的时代背景之下,能利用法院审判工作的便利条件,积极劝导被害人在刑事审判阶段进行附带民事的诉讼。这样一方面能更有利于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充分的赔偿,另一方面在依法公正处罚的同时大大提高了被告人赔偿的积极性。而司法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最后,他还谈到了《民事诉讼解释》和《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后可能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判工作产生的影响。他认为《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涉及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的条文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所以,《侵权责任法》在颁布后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的司法实务中所产生的影响还很有限。但是,由于现在最新的司法解释把被扶养人的生活费纳入到了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当中去,就这样的一个司法解释巫江法官认为最高法院必然将会在今后进一步出台更加详细全面的司法解释。
    接着,活动进入了三人互相回应阶段。在申莉萍检察官和巫江法官发言完毕后,王竹老师首先对巫江法官的发言作了回应。他并不完全赞同在《侵权责任法》第四条作出规定之后和原来的司法解释并用时,没有改变精神损害赔偿格局这样一种观点,同时他也谈了自己的看法。王竹老师认为这种结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3号)出台以前是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的目的的,并用自己参与《侵权责任法》的制定过程的经历来佐证第四条第一款的起草就是为了改变当时的格局。接着,王竹老师对申莉萍检察官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理解有两种情况的观点予以回应。“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按照我们通行的理解应该是指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而民法学界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7号)第一条第一款的理解是不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依据这个司法解释,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对此的定位,以及后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再出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如果从刑事民事司法解释都是最高人民法院同一审判委员会作出的角度来看,把上述四个解释结合起来回头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的“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一定是指“单独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王竹老师认为这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7号)很明确否定的是在“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大家都知道刑事和民事方面对此是没有任何争议的,有争议的地方是能不能“单独提起纯粹的精神损害”,这个问题上因为有了前面的铺垫,并从民庭起草两个司法解释的过程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不应该有歧义。
    接着申莉萍检察官回应了王竹老师发言。申莉萍检察官曾经就自己前述的理解请教了其他法官,有法官认为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后又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的,是指先前的民事诉讼已经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被法院否定后,刑事诉讼审结后,又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那么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法院是不予受理的。当然这个只是个人理解,不排除其他法官做其他解释,因为汉字的含义是多样的。王竹老师是综合了所有的法条,很负责任地从整体上理解和解释法条,但是这方面申检察官认为还需要进一步学习。
    接下来由巫江法官作回应。巫江法官主要讲了两个问题。巫江法官认为从《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的规定来看,它并不当然排斥了最高法刑庭所作的两个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是对法律本身含义的理解,所以既然司法解释已经明确地否定了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那么作为民事基本法的《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的规定并不当然的改变这种格局。同时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3号)的规定而言,将被扶养人生活费纳入到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那么这就意味着在被扶养人生活费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也难以得到赔偿。究其原因在于,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是作为物质损害赔偿对待的,而被抚养人生活费则归在精神损害抚慰金当中。如果将被抚养人生活费纳入到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中,无疑被抚养人生活费也难以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得到赔偿。因此,在此司法解释出台之后,最高法可能会出台更为详细的解释来对此问题加以说明。
    王竹老师对巫江法官的观点做了回应。他并不当然认为《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的规定不会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产生任何影响。究其原因在于,在最高法刑庭所作的司法解释中确实否定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是作为后法的《侵权责任法》,其在立法当初就有改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关于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格局的意图。而作为司法解释,并不能排斥作为后法的《侵权责任法》。并且从《侵权责任法》起草的过程来看,有很多资料都可以证明立法意图中包含了改变精神损害赔偿格局的意思。同时,对于巫江法官的“担心”,王竹老师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法释[2003]20号的本意是将被扶养人生活费纳入到物质损害赔偿中,一并得到赔偿,而并非是将被扶养人生活费从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去除,而造成减少受害人赔偿的后果。因此,我们对待两个司法解释的时候应该统一起来,而后面的法释[2003]20号出台对法释[2001]7号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王竹老师的担心在于刑庭是否依然将被扶养人生活费作为精神损害抚慰金来对待,从而造成受害人得不到赔偿。而巫江法官的担心在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如果作为物质损害赔偿从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去除,则得不到赔偿。
    王竹老师最后回应了申莉萍检察官发言。王老师认为,我们对待刑庭所作的司法解释和民庭所作的司法解释应该统一来看,而不必刻意追求将刑庭或民庭的司法解释以所谓传统坚持下来,从而使得两者分离。因此,如果有一个更完满的解释方案使得同一机关同一部门作出的不管是民事还是刑事的司法解释能够最大限度的融合的话,这样的解释是更有妥当性的。
    接着,巫江法官和申莉萍检察官分别就学生的提问,做了耐心细致的回答,并得到在场师生的喝彩。王竹老师最后做总结发言,对两位法律实务工作者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和大家作交流深表感谢,并表示自己从两位司法工作者的发言中获得了很大的启发,希望以后能再次邀请两位和大家一起交流,给大家带来新知!至此,本次三人谈活动也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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