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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宝日记

——一个消保主义者的生活与故事

 
 
 

日志

 
 
关于我

这是“消保主义者”王小宝的博客。“小宝”,是“消保”(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谐音。王小宝本科学习商品检验,后改修法学,获得法学博士,天府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小宝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疾恶如仇,主张依法维护消费者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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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江法研社活动第42期暨三人谈系列第二期简报  

2010-09-25 15:07:59|  分类: 学术活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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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江法研社活动第42期暨三人谈系列第二期简报
  万毅、王竹、张洪松:70、80后共话法学研究
——望江法研社活动第42期暨三人谈系列论坛第2期
    
      主讲人: 
     
      万毅
                法学博士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竹
                法学博士   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张洪松   
                法学博士  
    
      主持人:  吴茜
     
      时    间:2010年9月20日(周一)晚7:30—9:30
      地    点:研究生院3—204
      主    办:四川大学望江法研社
     
     
      主持人:吴茜,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首先,让我介绍一下三位嘉宾,今天的话题是:老师们为什么会长期从事法学研究以及他们对于学习法学的心得体会,最新研究动向以及对花钱买版面发文章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由万毅老师来讲一下他关于这几个问题的看法:
      第一,先讲讲我的心得体会:首先,我感觉要想长期从事法学研究要有兴趣,王小波有本书叫《思维的乐趣》要强调的是我认为做法学学问一点也不苦,基本上没有疲惫的感觉。如果说一件事很有意义,但是你觉得做起来很痛苦,那就不要做,因为很难坚持,也很难长久的做下去。第二,当法学老师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搞学问生活比较简单,不用梳理较为复杂的人际关系。
     第二,最近,我在研究检察权的合法行使,另外在做最高检的一个项目——检察权行使,观察书本上的法律怎样实现成现实中的法律,包括潜规则,习惯法等。我觉得做学问要有一个团队,我的团队也在形成之中,十月份启动。我想将我的理论研究升华到实践中去
     第三,关于发文章要拿钱买版面的问题: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在上海带学生时发现了这个问题。首先,这是学校评奖学金制度上的问题;其二研究生扩招,而期刊数量有限,尤其是核心期刊,很多老师都发不了。但我个人觉得,如果在读研期间大概两三年集中精力写两篇,也不可能发不了;如果经过大半年写一篇不用拿钱的文章还是可以发表的。当然了,这关系个人兴趣和感情问题。有人想做学问,我就重点在学术这方面栽培;有人想做实务,我就通过我认识的人将我的学生弄到实务部门去锤炼。总之,要按照每个人不同的兴趣做不同的要求,但底线是将学位论文做好。我可以帮助同学们发表文章。以上是我粗浅的看法。

 

      然后,王竹老师发言
      第一,我的心得体会,我很同意万老师的观点,我与他的经历也是殊途同归。首先,说一下我的经历:我本科和王小波是一个专业的,叫做商品学,是其中的食品检验方向,我那时从来没想过四五年后成为一名法学老师。我偶然发现我搜集资料的能力特别强。我是怎么走上法学道路的呢?其实也是挺偶然的。当时,我想考社会学,家里不愿意,后来,很偶然的认识杨立新教授,杨立新教授是很有人格魅力的,在当时那个年代他自己都有个人网站。在这个时候,我才刚刚知道杨立新教授是研究民商法的,后来我在成都复习一年考上研究生,就是这样走上了法学道路。我在读研期间,只发表了一篇文章,所以我很赞同万老师关于花大半年写篇文章发表的观点。那篇文章是关于性自主权的,后来成为我的毕业论文的一部分。我读了博士以后,激发了我的学术兴趣的事情是在第一个学期假期在《法学研究》上发了一篇文章。读博期间,我又去了台湾,再后来,我申请到了富布莱特奖学金,去美国跟了最顶尖的学者学习侵权法。我能在川大法学院当老师,是我过去三年花了一万个小时看书的结果,跟万老师说的一样,我本人是对法学研究非常有兴趣的。进川大也是很偶然的,在我毕业的时候,陈界融老师把我介绍给川大,法学院领导对我也很重视,并积极为我申请副教授的职称,所以我们法学院的做法真的让我很感动,虽然有其他学校也和我有过接洽但我义无反顾地来了川大。这一年我很开心,川大没有给我太多压力,但是只要我努力,川大就会给我很大的鼓励。
      第二,最近,我在翻译一本全是我的老师们作为作者的书,十一就要交稿了。然后,我要出版一本有关特别法上的侵权责任法的问题。再者,我在写关于赔礼道歉这种责任承担方式的文章,赔礼道歉在司法实践中几乎不适用,而很有趣的是——追根溯源赔礼道歉是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竟然有很多文章有关赔礼道歉的。其他的事,就是写点小文章。
      第三,未来的动向是要配合最高院做司法解释——从立法论到解释论。最近也比较关注民法学的宪法意识,《侵权责任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不是全国人大通过的,这我与徐继敏老师交流了一下,准备写篇关于《侵权责任法》的合宪性的文章;还有就是研究一下见义勇为、公平责任结合补充责任的研究;以及侵权法的中国精神。再者,我在研究侵权责任法三论——侵权责任构成论、侵权责任分担论和侵权责任公平论,想要花五到十年形成自己的侵权责任体系的构建。
      第四,关于发文章,我很惊奇地发现,现在的硕士生毕业都要发文章,关于论文代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是市场需求造成的。我有个心愿,就是拒绝潜规则,我的原则就是坚决根本不给出版社钱,我比较愿意带学生发文章,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这样可以在学术上推学生一把。今天上午跟姜书记商量好了,用学院的杂志向同学们征稿。总之,我觉得我要对得起老师这个称号,绝对拒绝学术潜规则!

 

      最后,张洪松博士发言:
      第一,我的心得:我在川大很幸运,跟前面优秀的老师比,我还是有差距的,我觉得我对法学感兴趣是因为性格的问题——我喜欢追根究底,否则,我就会在心理上很纠结,我看了几本书,写了几篇文章,比较满意的是在李平老师的指导下在读研期间写了篇,后来跟着左卫民老师学习在实证上的研究,感觉自己提高很快,我认为,法条、判例和理论研究三者中,正义的标准,效率的标准很重要可以借鉴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社会学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也对法学有帮助。
     第二,写文章,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选题的问题,比如杨立新老师和王竹老师说的夹空法,方法很重要,当然要对问题本身有个很好的把握才行。第二步就是搜集材料,我们学校的数据库资源很丰富,希望大家珍惜和有效利用。
     第三,最近打算,我要毕业了,对自己将来干什么想的比较多。我认为师弟师妹们应当有自己的规划,从现在开始,一直走下去很好。当然,不会一定要搞学术,还是要有兴趣。关于法学研究的意义,我引用一句话:学术的意义不大而不是学而无义。

 

主持人:下面,把时间留给三个老师思想火花的碰撞
     三人对话
    万毅:我的想法与张博士很相似,不是所有人都得要去做学术,一方面个人的兴趣不相同,另一方面从节约国家教育资源的角度上看,做学术的人才并不需要太多,更多的法律人该走向实务。我也很同意张博士关于“题目不好选”的说法,之前一个朋友对我说,博士不好当,所有可选的题目,可研究的题材都已被选完了。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对,目前可研究的问题也很多,但需要将眼光放到司法实践这个“富矿”中。前些日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张建伟的一句话我很认同,“就好像学武功一样,没有一门武功你练会后就门门精通”,研究都应当“因地制宜”,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具体的方法。
     很多学者太过于封闭,在书斋中创造自己的理论,但司法实践需要精深的法解释学理论,需要像手术刀一样的解释对问题的实际层层分析。我对王竹老师的导师杨立新教授从本科起就敬意很深,当时我看杨老师的书,都是结合实务第一手案例分析论证,使我在读书时耳目一新。虽后来没选择民商法,但还是深受杨老师的研究方法影响,我近年的研究也是多数来自司法实践中,无论理论再庞大、再尖深、再抽象、再科学,但也必须去直面解决实际问题,才有其实践意义。我对目前学界有一个看法,研究的问题很少是真正的中国问题。王老师关于“赔礼道歉”的研究就是真正的中国问题,如果真的在理论上有所创建,成果将对司法实务帮助很大。
     寻找实际案例一定要多参加实习,尤其硕士生一定要多实习,才能在实践中不断磨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很多学生进入实践后很难有自己的判断,这往往因为缺乏了判断的经历。另外我觉得几位学者应当重点关注——杨立新、张明楷,此外还有法大的王涌,他们的文章都是法解释学的经典。例如张明楷教授的法解释理论的高度灵活运用,对于我们这些承办案件的司法官员影响至深,承办官员可以直接依据其观点来讨论案件。我认为目前的诉讼法学不是一个呼唤研究范式转型的时期,而是法解释学和注释法学做的远远不足的时代。很少有学者能够以其高明的解释理论真正影响案件,这是我的一点切身感受,谢谢大家。
     王竹:我发现我们三位的观点有些相似。万老师讲得让我有些激情澎湃,尤其是关于法解释问题让我感触很深,中国的民法学从99年合同法开始到现今这十余年间,主要是一个比较法加立法论的发展过程,期间翻译了许多的民法典,大家十分崇尚比较法。中国民法学很长时期里陷于这样一种情况,后来我发现比较法的资料是具有时间维度的,我们大多是道听途说,资料多也不意味着就是专家。至于立法论,我认为不再适合当前的中国民法学了。中国民法学将有一个向解释论的转型,今年我开设的课程中会有两三节课谈民法解释论。我在写一本《最高人民法院侵权法百案重述——判例法对成文法的解释与补充》,我发现最高院768个解释,200余个是关于侵权法的,当然全世界范围中,侵权法的判例法程度都是很高的。我试图研究成文法究竟对判例法做了多少改变,又有多少漏缺需要判例法补充。
     与张博士关于选题的论说,我有些共鸣,可以说,选题能力不好的话,就不适合做法学研究。我个人选题能力也有待提高。我觉得如下三种选题是有意义的学术选题:一是发现新的资料或新的问题;二是基于阅读有新的看法,对现有理论能够调和,折衷,超越;三是资料整合,对历史有全新的解读,对历史发展方向有新的预测。我所讲的是理论上的选题,而刚才万老师所说的是实务中的选题方法。
     我本身理工科出生,常将理工科思维融入法学研究,另外是有较好的社会学基础,所以造成我自己研究经常海阔天空。我对经济和效率的理解较少,但对公平和正义的理解较多,所以对于法经济学的理解就很少,这是我的一大遗憾。思维方式形成后也就很难改变。各位还年轻,如果有兴趣,应该在思维定型前除了社会学也多多学习经济学。
    张洪松:我对两位老师的说法很认同,法学是一个永不过时的学科,一方面社会现象是变化的,那么从实证角度就会有新的研究题材,另外从教育学角度上,只要法律不断修订,法学研究就不会中断。有人认为大陆法学教育超越台湾,我与他不甚一致。超越台湾的仅是接触材料的新颖度,但是对于本国法院判例的熟悉程度差距确实不可同日而语。我在台湾政治大学交流学习时旁听一场诉讼法的课堂讨论,对于一个问题争论是所搜集的材料,学说,判例。普通的硕士研究生能够将所有判例加以整理,这样的教育造就的人才在述说一个问题时能对本国学说、研究、判例烂熟于胸。这对学术其实是一个基本功,对实务这也是一个基本工具,熟悉之可以大大压缩适应工作的时间。
    另外我认为法学研究与法教育学不可绝对孤立,两者其实更多的是内在的联系性,一个人完全可以在此两方面都做的很好。
    万毅:我同意张博士的说法,同学们对于法学研究四个字的理解不应该太死板,应该意识到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内在联系性。司法实务工作其实也都是具备内在联系性的,我发现爱思考的同学到实务部门上手也十分快,因为他能将研究问题的思考能力运用于实务,这对事业发展很有帮助。我们目前的法学教育很缺乏如此的法学研究与法教育学的沟通。
    王竹:我补充两个问题,其一是法条中心主义,其二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结合。我一直在倡导法条中心主义,我们需要重新树立对法律的情感,我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学者,但我很注重对我国现行法律的梳理,我想编写一个现行的法律汇编,现在除了合同法部分已经基本完成了。了解现行法律是法学研究的基本功,也是法学研究的前提。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放弃对现行法律的追求,才能不至于落后于现行法。另外,我越来越意识到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的重要性。我与康奈尔大学导师合作的《美国侵权法——实体与程序》,其理论认为侵权责任法孕育于程序之中,而非凌驾于程序法之上,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结合对于法学研究相当重要。
 
    主持人:下面到提问环节,请同学们积极提问
    提问环节

 

    学生一:请问王老师,大调解与法官适用法律冲突的时候,哪个比较重要?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的看法?
    王竹:这个问题主要体现了大调解与法律权威在一定程度的冲突,我个人认为,司法能动和社会和谐是历史的插曲,也是一个政治决断,而不是通过法学的内部研究而可以得到的结论。这并不代表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看法。我个人把能动司法分为七个层次,最高层次的能动司法为完全的运用司法能动而忽视法律规范,最低层次的司法能动为由当事人主义向职权主义的转变,就我个人而言我比较能够接受这七个层次中的第四或者第五个层次以下的司法能动(第四个层次的司法能动也就是说适用法律原则去解决纠纷)。在实践中过分的适用调解就会损害法律的权威性。坚持法条中心主义的我,很难接受漠视法律的调解。因此,作为一个历史插曲存在的大调解是否能够长久的持续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相比于司法能动而言法律解释比司法能动有更合理的存在依据。因此,我依然坚持法条中心主义,兼顾法律解释,从而达到填补法律漏洞完善法律的目的。
    学生二:请问万老师,我们知道,民法的解释学和刑诉的解释学是不同的,民法的解释学精密,而程序法不能向民法解释学那样解决细微的问题,不知道万老师怎么理解的?
    万毅:程序法解释援用的资源很少,跟实体法不同,所以我们要发现和进一步丰富这种资源,但是我们在走法解释学这条道的时候一定要寻找正确的方向,我现在就特别担心我们的法解释学走弯路。但如果没有精密的法解释学我们很难走得远,诉讼法中倡导的一系列人权保障的理念和程序要求也很难实现。同时我也很赞同王竹老师的意见,就是在研究实体法的时候不能抛开程序法而研究程序法也不能疏远了实体法,两者应该紧密的结合起来。而法解释学是连接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纽带。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刑法中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犯罪,但是如何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触犯了此种罪名,这就对我们的证据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研究一个问题。
    然很多同学觉得意犹未尽,但由于时间的关系,主持人不得不宣布提问环节结束,至此,本次三人谈活动也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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